[status:: Done]
[format:: kindle]

Comments

Highlights

通常我们认为，中产阶级倾向安逸的生活，政治主张温和。“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时，世界应该更加和谐、富饶才对。可是，当2030年的历史转折点越来越接近时，为什么我们首先看到的竟是一场接一场的动荡和危险？ 究其原因，是一些政治制度的设计原本建立在“少数精英+少数中产+大多数穷人”的国情之上。中产阶级的数量急剧增长，注定要求在政治上具备更多代表性，要求政府的管治更合理和有效，由此形成了对旧制度的冲击。

梁启超把中国与土耳其比作“同种”——这个词过去只用来指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渊源。在《俄土战记叙》一文中，他写道，奥斯曼与中国是欧洲人眼中并存的两个“病夫”。

有人总结普京的管治模式“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价值观+权贵资本主义+控制媒体”。

那一大团松脂里，也许还有一种成分：与生俱来的恐惧。在主题公园里长大，他们自然看懂了底线在哪里，看懂了顺从的必要。

在这里什么都是不自然的，笑话也不能乱讲。爱情，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需求，因为得不到，我们只想要它。”

我请教一位长期生活在德黑兰的外国学者，如何理解“伊朗模式”。她在邮件中这样回答我：“伊朗强调的‘有限民主制’，让自由有生存的空间，同时让宗教领袖的权威统治具有合法性。”这位女性学者不希望公开她的名字，“但是，你接近这个体制的时间越长，就越能感受到其中的压抑和前途渺茫……结果更多年轻人失去了信仰”。

为人也不囿于原则：车到旅行社门前，非要在说好的价格上追加两成。 伊朗人出国签证困难，国内游愈加兴旺。航空公司柜台前，国内景点介绍成堆摞起。来伊朗前，很多人劝我不要搭国内航班。多年国际制裁下，伊朗飞机零件无法及时更新，事故率偏高。

伊朗人的情感共同体，承袭了居鲁士大流士的傲慢与宽容，注入了什叶信仰的鲜血和复仇。但时至今日，曾经包容的文明却遭到国际孤立，伊朗学者把这局面称为“冤屈”。

为了安全，源自恐惧，在伊拉克，每个人都为自己修一座监狱。

长期专制统治下的人们，不那么偏爱思考，不善独立处理问题，做事最稳妥的办法是“走程序”和“请示长官”。

每个人只想在这固有的框架内，为自己谋一份安稳和收益。一切都是慢吞吞的，没人相信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就像时间害怕金字塔。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克尼克（Adam Michnik）说过，革命有两个阶段，第一为了自由，第二为了权力。第一阶段焕发出人性最好最纯洁的一面，第二阶段却释放出坏的一面。

要理解中东，不可能不追溯到“西方”这把钥匙。 自1798年拿破仑在埃及登陆以来，欧美影响像一把利刃，不断地塑造着中东，打磨出一个现代社会的模样，但也留下不少硬伤（如殖民者不合理的边界划分），更不用说挥之不去的心灵创痛。至今萦绕于阿拉伯人、伊朗人、土耳其人心间的问题还是，一种曾经灿烂的文明如何面对强盛的西方？

中东对美国和欧洲的意义是不同的。即便没有石油，欧洲与中东相近的地缘，也注定了两种文明与生俱来的相抵相融。

几百年来，各种“主义”试图为伊斯兰文明复兴找到一条出路。但2011年发生的变革，却没有意识形态主宰。它也不像是关于“哪一种制度更适合”的严密论证，而是一声朴素的生活要求：“别人有的，我也要——自由、公正、尊严。”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这么一句结论：“对一个糟糕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它开始了改革。”他认为，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实际上比之前更富裕、更开明，可是革命发生的时候，往往不在人民生活越来越坏的年头，相反，是在人们发现暴政压力减少、铁钳慢慢松开的契机——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有能力推翻暴政。

不过至少卡扎菲留下了一课：压制而达致的和谐，不过是一层一层为自己铺垫的炸药。真正和谐的社会，不是争议的消失，而是公义的彰显。这是马丁·路德·金说的。

历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政治与经济的运作效率，往往与掌权者在位时间呈反比。体系内若有超越个人的制度，可以减少“时间”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约束个人或集体长期把持利益的行为，终究会产生负面效应。

世界“理性抗争”组织统计1940年至2006年全球暴力及非暴力斗争，结果显示：暴力革命即便成功，5年内达至民主的先例只有5%；41%的非暴力斗争最终过渡到了民主政治。而“10年内再爆发内战的可能”，前者高出一倍。

独裁者什么时候放权，以何种方式下台，才是最后一个为自己、为国家写下判词的机会。

乔治摇摇头，讲了一个乌克兰笑话。一条狗从乌克兰海关跑向俄罗斯。海关人员问：“为什么要走？”狗说：“乌克兰不好，我要去俄罗斯！”没多久，狗又跑回来。海关人员好奇地问：“怎么又回来啦？”狗气喘吁吁惊慌道：“俄罗斯的生活同样可怕，而在乌克兰，我至少还可以叫！”

反对党不再是群众运动的发起者，而是滞后的跟随者，这种状况近年在埃及等地都已经发生。传统的政党政治、代议制民主，遭遇了草根力量的逆袭。

真正的民主是个套餐，不仅有显而易见的选举，还得有配套的司法独立、权力监督、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私产保护，等。这些总称为“自由”的护航措施有比较隐蔽的弹性，不像选举那样，“有还是没有”一望便知。

统一之后，柏林的新建筑都是斜线结构、轻质材料，“过去的风格”成了禁忌。茅斯巴赫从中国的经历中，学会了什么是“教条”，他隐隐感到，如果回避过去，德国人的新姿态里也包含着病态。

民主德国博物馆的注解继续说，1999年联邦德国心理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法伊佛（Christian Pfeiffer）发表论文，指出民主德国在统一之后强烈排斥外国移民的情绪，与几代人养成的“集体如厕”行为有关。他们很容易抱团针对“异类”，而外国人就是最容易辨认的目标，尽管这个论点惹起民主德国人狂怒，斥之荒谬，反驳说民主德国要求早早戒掉尿片不过是经济原因。

智慧如中国人，头也不回地告别了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恍如一夜之隔，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到西方购物，把西方人教训得好像小学生。然而，在那张集体上厕所的黑白照片前，我分明感到自己虽然告别了母体，脐带却没有剪断。心里面的“正常”，还有些淤塞。

瑞士国会之旅，于我是一场观念的冲击。瑞士本没有灿烂悠久的文明可供夸耀，因地缘而嫁接欧洲现代文明，因中立不断吸纳贤士，带入先进的思想与技术。农人最早的自治精神，无意中形成了个体意志为上的哲学，到了现代政治中，以公投方式体现出来。瑞士的存在，证明了另一种可能：人民的理性值得信赖，“大一统”的牢靠，来自个体的平等与自由，而不是谁要谁牺牲一些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