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us:: Done]
[format:: kindle]

Comments

Highlights

可以看出，對共產黨而言，進入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格局要發生變化的預言，就像基督教一再重復、一再破產的末世預言，形同 「歷史終結論」，這是他們說服普通人放棄日常生活權利，忍受高壓統治的神聖目標。

阿馬蒂亞·森，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 1981 年的著作《貧困與飢荒：論權利與剝奪》中，提出了一種獨特的飢荒觀念。他闡述道：「飢荒的特質是一部分人無法獲得足夠的糧食，然而，並無證據表明糧食短缺導致了飢荒。」 森總結了現代飢荒與制度的關係，指出民主國家在現代史上從未經歷過大飢荒，而所有大飢荒都非糧食不足所致。

「認知失調」是理解中國人的一個重要特點。在這個特殊的言論控制環境下，此種現象層出不窮，例如既支持女權主義，又對國家建制抱有無限崇拜之情的粉紅女權；或是人們一面對極權體制深感厭惡，但在面臨不喜歡的社會問題時，卻希望並呼喚極權體制超出法律出手干預和嚴厲懲罰。

在這裡，你可能已經發現了中國式行政的一種特徵，管、收、停、罰、隔這些命令都可以得到最強力的執行，但放、幫、納、投這些建設性的命令，則很難完成。「嚇阻型權力」擅長禁止、停止、限制、阻隔，這對社會，乃至他們自己的財政和期待中的盛世，當然都構成一種「作繭自縛」的巨大阻力。這樣的困境已經有一個大家共識的中國行政的總結，即「一放就亂 一管就死」。

雖然二十年與歷史相比不過是一瞬間，但對於一個個人的一生已經足夠漫長，尤其是對於年輕人，這將耗盡他們現在可知的青年與壯年。這些人已經失去了積極的自由，也失去了消極的自由。時代為其留下的最後自由，就是放棄。對志業、對未來的徹底放棄，作為「最後一代」的決絕。

在這個社會中，有一份「表契約」，和一份「裡契約」。表契約例如中國憲法，例如衛建委的三區劃分，這些看上去締結於政府和居民間的契約，卻總能被發現是做做樣子，不可執行。但真正的契約，卻是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之間的契約，不管是疫情中的「無疫小區」，還是日常的「文明城市創建」，這份契約才是真正支配社會運轉的「裡契約」。

建制暴力可不會僅僅呈現為冷靜理性的系統暴力，似乎只是冰冷地執行上級意志。建制暴力的執行者同樣是個人，當這種暴力不被限制的時候，人本身的發洩和暴虐都會肆無忌憚地傾倒向社會。

對中國歷史的敘述，一直有 「外儒內法」 的說法，這意味著華夏帝國的統治以儒家 「德治」 作為表象，然而實際社會治理內容卻以韓商法家為主，強調懲罰的恫嚇以及花樣繁多的紀律，這被稱作「律令細節主義」，構成了中國式「法治」的實際內涵。

中國人生活的巨大空洞，同樣也是社會共識土壤的巨大空洞，社會中間狀態的巨大空洞。缺乏細節與經驗認識的國人，將一切推至極抽象的原則，期待極端，踐行極端。

在全世界的國家中，你很難找到另一個國家，可以如此全面地，在幾乎全部公開輿論中毫無節制地表達反宗教、反LGBT、反種族平權、反性別平權、霸權主義、反猶、反穆斯林、反環保、軍國主義等所有極右翼意識形態，這已經成為一個危險的國家。

在不經意間，他完成了一個重要的論證。一個不自由的社會是一個昂貴的社會，而非相反。加諸在社會上的制度成本都將逐漸反映在實際價格上。權力設置的每一個障礙，其租值都會被居民真切地感受到，就是那根8塊錢一斤的胡蘿蔔。

在恐懼中建立起的共同體，被同一種恐懼壓抑的人，終於形成了人群，看到了彼此，也讓「自由」變得必要，他們成為 2022 年中國最具活力的身份。這甚至可以解釋為什麼女性在這些政治運動中如此勇敢，如此不顧自己的安危。因為在這個父權主義的社會中，她們最能感受到切身的痛苦。

其他國家「政治冷感」可能是對政治官僚體系的失望，認為積極的改變不可能發生。而在中國則是被無數「危險信號」構成的生理性公共禁區隔絕在外，這種遠超「認知」的「生理反應」已經成為中國人接觸與參與公共、探索他們生活中巨大空洞的終極障礙。

即找到中美對抗，全球爭霸外的一種全新可能，讓中國人看到他們的處境不像美國，也不像西歐，而更像是緬甸、泰國、俄羅斯、伊朗、土耳其，中國人並不在一個登頂世界的進程中，而是在一個反抗與抵禦本國極權威權主義統治的歷史進程中。歷史挑戰不是東西之爭，而是作為全球國家制度現代化的後進者，依然在為建立現代社會制度而掙扎。但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政治哲學課題，我們需要共同努力來逐步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