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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村里人使用的语言，词语就住在它们表述的事物表面。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物体和它们的名字如出一辙，二者如同缔结了永久的契约。对多数人而言，词语和事物之间没有缝隙，无法将其穿越望向虚无，正如我们无法从皮肤滑出落进空洞。日常生活的机巧都是依赖于直觉、无须语言的熟练劳动，大脑既不与其同行，也没另辟蹊径。脑袋的存在只是为了携带眼睛和耳朵，供人们在劳作中使用。

埃米尔·齐奥朗曾说，无来由的恐惧的瞬间最接近真实的存在。追寻意义的瞬间，精神发烧，情绪冷战，都发生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追问粗暴地抨击庸常，从“平常”时刻闪烁而出。

彼时，山谷的天空是一片巨大的蓝色垃圾，草地是一块巨大的绿色垃圾，而我是它们中间的一小块垃圾，毫无价值的一小块垃圾。方言中没有“孤独”这个词，只有“独自”，读“allenig”，听起来像“wenig”（少）。我，就是这样少，微不足道。

内心的疆域无须言语的覆盖，它将我们带到词语无法驻足之地。最关键的东西往往无法言说，而言说的冲动却总在旁流淌。西方人认为，说话可以解决大脑的迷惑，但说话既不会打理玉米地里的生活，也不能安排柏油路上的日子。不能容忍无意义的事物，我也只在西方看到。

我去看杏树不为父亲，不为村子，也不为国家——不是受乡愁的驱使。树既不是负担也不会减轻负担，它站在那里，只是对时间的一种回味。和杏树在一起时，我脑子里沙沙作响的一半是糖一半是沙。

每一个好句子都会使大脑无声地迷失，把读者带到一个它所释放的内容迥异于词语之表达的境界。

母语在外语的审视下，其偶然性变得清晰可辨，但这并不使母语感觉受伤。相反，将母语置于其他语言的目光之下，会产生一种彻底的公证关系，像成全一份无须努力得来的爱情。我爱自己的母语，从来不是因为它更好，而是因为它与我最亲密。

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错了，词语也会失落。所有专制政权，不论左派右派，无神论的还是宗教的，都会将语言作为自己的工具。我的第一本书描写我在巴纳特施瓦本地区一个小村庄的童年生活，罗马尼亚出版社审查的词语之一竟是箱子。政府禁止德国少数族裔移民国外，箱子也成了敏感词。强权将词语的眼睛牢牢捂住，意欲熄灭语言的内在理性。被置于监督之下的语言和其他形式的侮辱一样充满敌意，所谓故乡更加无从谈起。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言无时无处不是政治的范畴，因为它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密不可分。语言总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因此我们每一次都要凝神谛听，探询言语之下暗藏的深意。在与行为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一句话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难以接受，也许美好也许丑陋，或好或坏。总而言之，在每一句话语中，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说话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

门外，四季一个紧追一个，直到把前面的吞噬，而木工房里的棺木并不急于靠近肉体，它是死者最后的床，耐心等待着人们用自己把死者抬走。

“心兽”与被经历的“国王”不同，是一个被写下来的词。它在纸上诞生，写作时用来代替国王，因为我在死亡恐惧中必须为生命渴望找一个词，一个我当年在恐惧之中无法拥有的词。我需要一个像国王一样的双刃词，胆怯而专横，能进入身体，成为一个特殊的内脏，一个可以承载周围一切的内在器官。我想与住在每人身体里的无常对话，那住在我心里也同样住在那些强势人物心里的无常。它不认识自己，被以不同方式填充着。随着偶然的进程与内心愿望对我们的改变，它有时驯顺，有时狂野。

词语只能一个一个、一个接一个地说出，前面的一句话走了，才轮到后面的。而在沉默中，它们可以一起到来。那些被我们久已淡忘，甚至从未提起过的话语，都可以依傍其中。这是一种坚固的、自成一体的形态。而说话是一条线，需要将自己逐一咬过，再重新编织。

柏油马路需要用说话来应对，耕地则需要骨骼沉甸甸的迟缓，人们不加设防将时间延长，明知土地贪婪，仍然让舌头沉默，让土地等待。柏油路上则简单得多，在不停地说话期间，死亡被抛到生活后面，而不是躺在下面。

表面看来，写作和说话很类似，但实际上，写作是一种独处。落在纸上的文字之于经历的事件，相当于沉默之于说话。我将经历转化为句子时，一个幽灵般的迁徙开始了。事实的内脏被打包进词语，学着跑步，跑向迁徙开始时还未知的目的地。为了停留于这样的意象，我在写作时，仿佛在森林里支了张床，苹果中放一把椅子，街上跑来一只手指。或者相反：手提包变得比城市还大，眼白比墙大，手表比月亮大。经历中有地点，头顶和大地之上有天空，或晴空万里或乌云密布，脚下有柏油路或地板；经历中有时间环绕，眼前是光明或者暗夜；对面有人或物。事件有开端、过程和结束；皮肤能感觉到时间的长短。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因词语而发生。经历作为一个过程嘲弄写作，与词语无法兼容。实际的发生永远不会让词语一一捕捉，要描述它们，必须将其裁剪成词语，通过放大、缩小、简化、繁化、陈述、转化等一系列独特的手段进行再创作。经历最终只是个借口。写作时我们将经历过的事件拖到另外一片天地，试验每个词语的能力。不再是白天或黑夜、村庄或城市，而是名词和动词、主句和从句、节拍和音响、行列与节奏主宰着一切。被边缘化的实际的发生坚持认为我们用词语将一个又一个震惊强加给它，无法再辨认自己时又重新站到中间。我们必须摧毁它的自大，才能去描写它，从现实的街道拐到臆想的街道，这样才能与它更相似。

诗歌一直向我印证，我的人生没有出路。没人能说服外公放弃去填充那些表格。直到我进了城，背诵诗歌成了一种习惯，我才终于理解，外公的发票表格不是他的祈祷，而是他的诗歌，或者说是他的大丽花。

我发现，是事物决定着一个人，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哪里忆起过去的人或场景。那些由坚不可摧的、没有生命因而更持久的、与我们自身完全不同的物质组成的事物，决定着它们在大脑的回归。事物在出击之前先撤身，以偶然的露面回望过往，通过当下把过往推向顶点。

因此这里的人们大多以为，我们必须与现实打足够多的交道，才能真正忘记过去。而我的经验是，人们愈是认真地参与当下，过去就愈加清晰地回到我们身边。

对我来说，耻辱牌上的脸庞比光荣榜上的优秀员工感觉更亲近，那些都是阿谀奉承的马屁精，为执行别人的计划——即便是谋杀——而活着。似乎专制政府的道德卫士带给我的恐惧还不够，我要让自己的心脏加倍危险地跳动。我的神经已经崩溃，我不得不偷，至少得偷点国家的衣服夹子和面条之类，因为它偷走了我的整个生活。

剪报时我看到Ladendiebin（女店贼）这个词，里面有“die bin”字样，我只需把ich（自己）加进去就行。我给一只手提袋切开一个口，在上面贴了一句话：Die Ladendiebin die bin ich（女店贼那就是我）。

我们恐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越不自由，人民被监控得越严，或早或晚，人们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就越多，就越不大可能忽略自我。在被观察与被评判中，自我感知系统自动打开，人们也被迫开始自我审视。查视不只存在于审问时的辩答，它已悄然潜入物品和日子的内部，表面上却看不出来。因此人们戒掉了生活中那些随意的、偶然的、无须评判没有目的的部分。

独裁统治下的社会，它在孩子们的教育中被阻隔。在成人世界，它在记忆中被剔除。

景色之美成为一种威胁，像一只有摆的钟，把自己的嘀嗒声吃进肚子里，把我从草地抬进踉踉跄跄的蔚蓝，从高处扔出去，或者按进草地下被踩得结结实实的墓地的漆黑，再扔出去。

逃跑意识成为伴随日常生活的本能，人们把自己的国家看成临时居住地，早晚能逃出去的信念成为他们活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这造就了大量的机会主义者。一方面，在事情搞定之前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另一方面，要努力做到事业有成：爬得越高，机会越大。利用别人对自己的依赖和影响力，利用对下级的压迫去谄媚和贿赂上级。很多干部都用“上台”作伪装准备逃亡，他们最终能够定居国外并非偶然，是长期努力的结果。他们自嘲地告诉别人，外逃是他们人生最大的奢侈，他们都曾是“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人。众多高官逃跑后恐怕得重新定义政治觉悟这个概念了：社会主义觉悟的最高发展形式就是逃往资本主义。高干的外逃和普通老百姓绝望的逃亡不能同日而语，那是一种保险的交易，死亡风险为零。虽然大众没有这样的幸运，虽然逃离之前自由从未真正属于过他们，但是，看到高官与国家统治者背道而驰，他们还是会在一旁幸灾乐祸。

尽管如此，对西方知识分子来说，“得上岛”还是充满了个人自由，他们既不被岛也不被得所激恼，他们用一个以非自由为前提的句子来追问自由的选择。他们脑子里装满了书，没有一本让他们对非自由有点滴的领悟。

来德国十二年了，我发现人们说话时总喜欢这样开头：“在我们德国……”这常常会激起我的自卫心理，我挺直腰板说：“我不也在你们德国吗？”

鉴于德国土耳其人的例子，我们可以就印度人建议如下：对德国来说最好的是虚拟印度人，这个词当今可是很时尚。也许日本的玩具公司可以生产一种“拓麻歌子-虚拟印度人”，装在大纸箱里发货。使用说明书可以这样写：八小时之外不存在，下班后需喂养；冷藏保存；对工作充满热情，无须顾虑家庭生活。

我从罗马尼亚走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没有走出独裁操控下的人性荒芜，独裁统治的遗产总是变换方式闪现眼前。东德人对此无话可说，西德人也已经听够了，但这个主题还是让我欲罢不能。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否则我不需要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