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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者的城市， 而所谓文化不就是用最美好、 最温情和最微妙的艺术和爱情美化赤裸裸的物质生活吗？ 享受美食， 喝一瓶上好的葡萄酒和一瓶微苦的新鲜啤酒， 品尝精美的甜食和大蛋糕， 在这座城市里是属于一般享受。 而从事音乐演奏、 跳舞、 演戏、 社交、 讲究修养和风度仪表， 才是这里的一种特殊艺术。

和刚毅的邻邦—— 德意志帝国相比， 我们奥地利对政治淡漠， 经济落后， 事实上， 其中部分原因很可能就在于过分讲究享受。

不过， 那种令人沮丧的学校生活也不能怪我们的老师。 对于他们， 既不能说好， 也不能说坏。 他们既不是暴君， 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 而是一些可怜虫。 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 束缚于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 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 我们清楚地感觉到： 当中午学校的钟声一响， 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获得了自由， 欢愉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像发烧似的要了解和认识在艺术和科学的所有领域里发生的一切。 我们常常在下午混在大学生中间到大学里去听讲座。 我们参观各种艺术展览会。 我们走进解剖学的课堂去看尸体解剖。 我们用好奇的鼻孔闻嗅一切。 我们偷偷溜进爱乐乐团的排练场。 我们到旧书店去翻阅旧书； 我们天天去书店浏览一遍陈列的图书， 为的是能立刻知道一天之内又出版了什么新书。

我觉得在我以后的全部岁月中再也没有像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那样勤奋读书。 那些通常是在十年以后才受到人们重视的作品—— 即便是昙花一现的作品—— 的名字在我们的记忆中已自然而然地十分熟悉， 因为我们是以莫大的热情去搜罗一切。

青年人对业余爱好的态度从来都不会是消极被动的， 因为青年人的本性不仅是要从业余爱好中获得某些感觉， 而是要对获得的感觉做出创造性的回应。

每一个年轻人在他的青春期总有一种诗兴或者有一股想写诗的冲动，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心灵中泛起的细微涟漪。 青年人能把自己当时的这种爱好保持到青年时代以后， 极为少见， 因为这种爱好本身也只不过是青春焕发的表现而已。

总的说来， 我对我中学时代的那种狂热， 对那种只用眼睛和脑子的生活从未后悔过。 它曾把一种我永远不愿失去的求知热情注入我的血液之中。 我在以后所读的书和所学到的一切， 都是建立在那几年的坚实基础之上。 一个人的肌肉缺乏锻炼， 以后还是可以补偿的； 而智力的飞跃， 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理解力则不同， 它只能在形成时的决定性的那几年里进行锻炼， 只有早早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 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心中。

不管哪一代人， 两全其美的事是很少的。 当社会风尚给人以自由时， 国家却要去束缚他。 当国家给人以自由时， 社会风尚却要想法去奴役他。

我答应以后去看望他， 但我实际上是下定决心不实践自己的诺言， 因为我愈是爱戴一个人， 我就愈珍惜他的时间。

在柏林处处使人感觉到普鲁士腓特烈王朝时代的那种近乎吝啬的勤俭持家； 咖啡淡而无味， 因为要尽量节约咖啡豆； 饭菜不可口， 没有味道。 在我们维也纳到处都是音乐和歌声， 可是在柏林唯有到处干干净净和有条不紊的秩序。

因为在我亲眼目睹巴黎的一切以前， 这一切早已通过诗人们、 小说家们、 历史学家们、 风俗画家们的描绘艺术事先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十分熟悉， 只不过在实际接触中显得更加形象

诚如我在法国始终感受到的那样， 我在巴黎也深切感受到： 一种伟大的写实文学是怎样以它经久不衰的力量长存于民间。 因为在我亲眼目睹巴黎的一切以前， 这一切早已通过诗人们、 小说家们、 历史学家们、 风俗画家们的描绘艺术事先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十分熟悉， 只不过在实际接触中显得更加形象生动罢了。 肉眼的观察原本就是把似曾相识的东西“重 新认出来”， 就像希腊悲剧的剧中人重新认出自己的亲朋一样， 这种乐趣， 正如亚里士多德22 所赞誉的， 它在一切艺术享受中最富于魅力和最为引人入胜。

因为在那几年里随着货币的贬值， 奥地利和德国的其他一切价值观也都在下降。 那是一个心醉神迷和天昏地暗的时代， 是焦躁和盲从的罕见混合。 一切无法检验的奇谈怪论， 如通神术、 神秘学、 招魂术、 梦游症、 人智学、 手相术、 笔相术 ，印度的瑜伽和帕拉切尔苏斯的富有神秘色彩的生命学说都在当时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各种比迄今所知的任何一种麻醉品—— 吗啡、 可卡因、 海洛因—— 更富有刺激性的东西都在当时找到了令人瞠目的市场。 戏剧作品中充斥乱伦和弑父的题材。 在政治方面， 唯一感兴趣的是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这样两个极端的题目。

一旦折磨、 迫害和孤立不能摧毁一个人的时候， 迫害就会不断升级。 就像生活中一切重大的事情一样。 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 从来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 而是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得来。

因为在那些敌视一切艺术和收藏的时代， 我们这些被追逐、 被驱赶的人还必须新学会一种艺术—— 舍得放弃的艺术： 向我们曾经视为骄傲和热爱过的一切告别。

革命在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发生， 然而只涉及少数几个地方， 因此绝大多数居民都看不见革命—— 我觉得这最能说明现代革命的巧妙和本质特点。

我后来多次确凿无疑地发现了那种惊人的现象： 在我们这个时代， 离那发生重要事件的地方只隔十条街道的人远远不及相隔在几千里之外的人了解得多。

我以我在维也纳所经历的那次革命事件作为例子只能从反面说明： 与今天同时代的每一个人要想看到那些改变世界和改变他自己生活的各种事件的发生是多么不容易， 如果他不是恰巧处在关键性的位置的话。

在我最后去看望他的几次中， 有一次我带着萨尔瓦多·达利一同前往—— 我认为达利是我们新一代的画家中最具才华的画家—— 他对弗洛伊德无比崇敬。 在我和弗洛伊德谈话时， 他就在一旁画速写。 我从未敢把那张画拿给弗洛伊德看， 因为达利分明已将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