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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狂热粉丝重走偶像登山之路，第一遍重走在青年，妥妥的中二少年，第二遍重走在中年，走过了才方知岁月静好。文体介于尼采导读与传记与“我”的回忆与反思的散文之间，对于尼采主要思想的介绍有点反反复复车轱辘话，好像没有读出更深入的解读，但不影响打动人——读完脑子里面都是“becoming”。
没想到最后还花了不少篇幅讲黑塞，是时候读一读《荒原狼》和《德米安》了。顺便想起来我还没读完《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Highlights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将写出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并在其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悲剧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可以调和人类本性中固有的两种矛盾冲动：一是对秩序的欲求，二是古怪却又不容否认的对混乱的渴望。

步行是最能“肯定生命”的人类活动之一，是我们组织空间，在这个广阔世界里为自己找到方向的途径。它鲜活地证明了，重复活动——不断将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的前面——实际上可以让人做出有意义的进步。

“我之前一直都过得挺幸福的，”一个学生在学期过半的时候告诉我，“直到我开始读尼采。”

我经常觉得，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身上，产生了一种悖论般的矛盾效果：它使他们得以与生活和解，却让他们几乎不可能同其他人一起生活。他们在19世纪中叶发展出来的这种悲观主义，根源在于两人在童年时期获得的一个信念：人的存在是不可避免地邪恶的。他们拒绝否认或粉饰世界上的苦难。如果生命有任何意义，那它一定需要到受苦中去寻得。

叔本华这样告诉我们：“结婚，意味着被蒙上眼睛，把手伸进一个装满蛇的袋子里，妄想着从里面将一条鳗鱼找出来”。

人们通常以康德为德国哲学家中最伟大的代表人物，然而尼采却称他为“毒蜘蛛”——灾难体系的建造者，他编织的观念论之网让许多优秀的思想家深陷其中，无力脱身。康德是秩序、和谐、理性以及最重要的责任等一系列启蒙理想的集大成者，而击破上述哲学概念，正是尼采的毕生追求所在。

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解释说，妨碍人们成为“超人”的最大阻力，就是他称之为“末等人”（the Last Man）的角色，“末等人”代表了现代世界所特有的、死气沉沉的高效。“超人”是人类的未来理想，是我们可以追求并最终达到的目标。

对希腊人来说，“为艺术而艺术”是无法理解的，艺术的目的在于让人们学会像欣赏一件艺术品那样看待生活中的冲突和矛盾，甚至是丑恶与卑鄙。

瓦格纳将攻击他音乐的敌人列了一个“死亡名单”，然后将在学术观念上“刺杀”他们的任务分配给了尼采，后者在他们友谊的最初几年，心甘情愿地扮演了这个角色，成了“拜罗伊特运动”在哲学上的代言人，这是一个详尽的计划，旨在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巴伐利亚小城脱胎换骨，变成浪漫主义者的朝圣之地。拜罗伊特大歌剧院于1872年奠基时，尼采也在现场，他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一位“瓦格纳哲学家”。

尼采坚持认为，只有美学体验才能证明存在是正确的，而人生的价值则体现为对生命乐章中的所有音符都能有所感知，并能相应地与之协调——不只是昂扬的高音，也包括那些最轻柔微弱的音域。

“重估价值”被誉为尼采为哲学史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他拒绝接受诸如谦卑、怜悯和自我牺牲等一系列伦理规范的表面含义，和将其当成正确行动的导引。相反，尼采提出了一些颠覆性的问题：这些价值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它们出现的背景是什么？他们背后有怎样的被遗忘的历史？

重估价值还需要我们担负另一个承诺或任务：一旦道德的根基被连根拔起，偏见得到了清除之后，思考者接下来就要去质疑人类存在本身的终极价值。没有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宗教，人就会被抛入——或者说回到自然界之中，不得不在这片荒原里为自己制造意义。最后，也是最令人生畏的一步：去弘扬力量与生命，即自然的两大驱动力，同时避免重蹈过去世界乏味压抑的覆辙。每一个步骤都比前一个更艰巨——尼采在山中用了十年时间才想清楚这些。

你做任何事都只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并且你愿意承担它们。在我们的生命故事中，这些选择是我们自己，且只有我们自己所做出的，而正是这点赋予了一切事物以价值。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这点时，他或她才能准备好直面永恒轮回，直面生命轮回的完整过程而不被击垮。只有到那时，此人才能够真心实意地与叶芝一起说出那句“再活一遍”。

我向下看的时候，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人在高处之所以会产生眩晕感，不是因为恐惧失足落下，而是因为害怕自己会主动跳下去。

如此仰慕莎乐美的人绝不止他一个。和她保持着终身关系的里尔克也印证了她的卓尔不凡，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所有的一切都因你而激动。”弗洛伊德称她为“伟大的理解者”，并且频繁地向她寻求智识上的指引。将她引荐给尼采的保罗·雷也爱着她，而且至少向她求过一次婚。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曾评论道，只有不情不愿的统治者才是最适于领导城邦的人。好的统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那些会觉得统治很容易或很愉快的人最终都无法胜任。那些欲求权力的人经常是出于错误的原因这样做的。

在从奥古斯都之死到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统治之间的300年里，罗马人所崇拜的对象从一个主人式的半人半神，变成了一个毫无尊严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瘦弱犹太人。尼采的《谱系》一书就旨在对这一转变做出解释。当然，关于罗马帝国如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这一话题的历史著作已经有很多了，但尼采所感兴趣的并非纯粹历史性的叙述。他想要探究的是其背后的道德和心理变迁，这一变迁被他称作“奴隶道德”的兴起。

当然，几乎所有父亲都觉得他们的行为是为了孩子的最大利益着想，但我渐渐意识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保护孩子，至少部分是因为我们在回避自己的焦虑，或在与这焦虑苦苦纠缠。我们越是辩称自己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就越强烈地显示出，这实际上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孩子以他们让人或愉悦或痛苦的方式提醒着我们，人之为人是怎样一回事。贝卡无拘无束的好奇心、天真的勇敢和全无羞耻感，让我想起我自己在某个遥远过去的时刻，也曾拥有过这些可能性——而且我经历了一番周折才抛弃了它们。

尼采生命的最后十年揭示了许多事情：它告诉我们生命本身比哲学更长久，人真的可以在梦境和幻想中活下去，生活和故事是无法分开的，衰退经常被视作一种需要被掩盖的丑事，在正确的时候死掉是生命最大的挑战，而疯狂和深刻之间的界限，只是群山中一条若隐若现、最终消失了的淡淡痕迹。

有些反讽意味的是，尼采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里几乎完全失去了自主行为能力，然而那十年却也是他作为哲学家的声望得以确立的关键时期。正是在那十年里，黑塞这样的读者开始认真地阅读他；同样是在那十年里，尼采的妹妹开始了对他文学遗产的独家接管，他的作品开始被用于日耳曼民族主义煽动家的政治宣传中，此后这些人终将把尼采那“用锤子从事的哲学”拿来为第三帝国张目。在他们的母亲去世后，伊丽莎白把她的哥哥带到了魏玛，她希望在那里组织起一个尼采的个人崇拜团体，但未能成功。但她成功地在魏玛建立了一个尼采档案馆，1934年时希特勒正是在这里拍下了那张与尼采半身像的鼻尖相碰的亲密合照。这些都不是尼采本人的作为，而且必然并不符合他的本意，但事情仍然这样发生了。人从来都无法掌控自己身后的遗产或是声名。

现代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以获得物质成功为导向的，然而只有当你已经达到了物质成功之后，它的空洞才会清晰得令人难以忍受地显露出来。

《荒原狼》在大众中流行起来后，黑塞评论说，这是他所有书中被误解得最多的一本。它不像许多读者所假定的那样，是关于一个交战中的自我的，而恰恰与之相反，这本书所要探讨的是和解的希望。

或许，永恒轮回中最难的部分，就是主动承担起那些我们为自己也为他人制造的苦难。承担，就是去回忆、去后悔、去负责，最终去原谅，去爱。黑塞称：“我知晓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命运，我度过了他的生活。正是这让我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只有很少的人能知晓他自己的命运。只有很少的人能度过自己的生活。学会作为你自己而生活吧。”

当徒步者进入一座山的时候，有那么一个时刻，他既不是在向上，也不是在向下，而只是“走在边缘”。在那个点上，一切发生得都极快，你完全不可能捕捉到具体发生了什么。在自我克服中也是这样，人常常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刻就已经过去了。但事实上的确有事情发生了，即使身处其中的人对其一无所知。生活不停循环往复。人类存在并不是沿着地狱——炼狱——救赎这样的程式行进的——或者即便是的话，它也是一遍遍地重复这段路线，从一个循环马上进入下一个，而且每段循环的时间都无比短暂，以至于你从不会完全地到达。

尼采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想要获得自我发现，就需要推翻我们事先假定自己拥有的自知。“成为”自己，就蕴含在这种周而复始的、迷失自己—再次找到自己的循环之中。

所有伟大的节日都关于死亡——重生这个循环。它们是在哪里被庆祝的并不重要——复活节、万圣节、斋月、排灯节、农神节、Morganstreich，它们都有相似的意味。世间万物必须受苦，陷入黑暗，死去，然后才能重生。这不是在逃离生命，也不是从生命中暂时抽身休息，而是生命的真正实现：最终燃尽，而后如查拉图斯特拉般再次归来——“就像从阴暗的山后升起的晨曦，热烈而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