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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通俗好读的女性主义入门书。作者很喜欢用排比句。书中介绍了女性被压迫的几种比喻：鸟笼（困住我们的不是一根铁丝而是结构性压迫）、无形背包（隐形的特权与枷锁）、全景监狱（女性将外界偏见化为内在束缚）、交叉路口（压迫不是单一的而是与种族阶层等等相叠加）。深有哲思的观点是，不仅仅是社会性别、就连生理性别的一部分也是由社会建构的。让人感到些许慰藉的是，我们或许可以接受“坦率的摇摆”，找到真正的敌人——支持父权制社会的人，团结尽量多的女性，打破厌女社会的秩序，“选择你最擅长的战斗，并做出你力所能及的改变。”

中文本译名有误，曲解了原本的书名Think Like a Feminist: The Philosophy Behind the Revolution。不知道翻译内容有没有删改。

Highlights

按照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行动主义之历史的通常讲法，我们应该把这场运动视为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故事的开头是19世纪的“第一波”女性主义，它成功地为许多女性争取到某些政治和法律权利。20世纪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意识到，这些形式上的权利不足以确保所有女性过上繁荣的生活。今天的“第三波”女性主义则意识到，女性的关切常常被误解和简化为富裕的白人女性的关切。

第一波女性主义的重大成果包括女性的参政权（投票权）、财产权、生育自由（比如获得节育信息的权利）以及接受教育和从事某些工作的机会。

第二波女性主义的重大成果包括：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参与度提高；生育自由扩大，比如更好的节育方法和安全合法的堕胎措施出现；关于抚养、离婚、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法律有了重大变化；公众对女性平等地位的认识提高了。

这就是第三波女性主义给我们的启示：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其他形式的压迫——比如阶级歧视（歧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残疾歧视（歧视残疾人）、恐同症和恐跨症——总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如果继续忽略这种关联，就只能以牺牲其他女性为代价，来维护某些女性的权益。

这些女性失去了自我意识，成为波伏娃所谓的“他者”（Other）。但成为他者可能比为自己创造一种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生活要容易得多。

拒绝成为他者，拒绝参与这场交易，对女性来说就意味着放弃与上层阶级结盟给她们带来的一切好处。

愤怒派女性主义所招致的憎恶，说明了为什么它是那些想要诋毁整个女性主义运动的人最喜欢攻击的目标。它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将女性因正当的抱怨而产生的合理愤怒，歪曲成了由来已久的非理性的老太婆的恐慌，我们无须认真对待她们的哀号。

女子力派女性主义通过赞美女性个体的行为，让我们忽略了所有这些令人沮丧的反思。它让我们假装认为，女性主义只要求我们支持女性自己做决定的权利。它让我们不去考虑女性的选择往往极其有限，至少与男性相比是如此。它也让我们避免认真审视女性实际上选择的是什么。

女子力派女性主义对个体的狭隘关注，意味着我们不必承认我们的个人选择可能会强化男性主导的世界秩序。

鸟笼的比喻是哲学家玛丽莲·弗莱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在我看来，它现在仍然是我们理解压迫之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最佳方式。

鸟笼的比喻解释了为什么女性主义者有时会因为看似琐碎的小事而发火，比如骑士行为、低级笑话或吹口哨。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论卫生棉条税，谈论女性干洗同样衬衫的费用是男性的两倍，谈论女演员接不到好角色。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因为市面上的裤子大多没有实用的口袋而愤愤不平。我们会为这些事情抓狂，因为我们明白：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就不是小事了；它们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而是相互关联的。如果这些含轻视意味的现象大多出于偶然，或者在某种社会真空中发生，那么它就如同鸭子身上的水：或许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但终究不会有多大影响。虽然期待所有社交活动都顺利、积极或美妙并

我们会为这些事情抓狂，因为我们明白：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就不是小事了；它们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而是相互关联的。

如果不明白相对强势也可以成为一种好处，你就很难看出他们是如何受益的。如果某一群体的成员面临系统性困难，而另一群体的成员却没有，那么后者在竞争有限的资源时就会比前者更强势，即使后者无须对这些困难的存在负个人责任。因此，无须与社会上的其他人公平竞争是一种不劳而获的特权，未受压迫群体的成员可以从中获益。

全景监狱是英国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杰里米·边沁在18世纪发明的监狱模型，福柯对此十分着迷。全景监狱的工作模式是，一名狱警站在中央塔楼上监视着许多囚犯，而他们的牢房围绕塔楼形成一个圆。因为全景监狱中的囚犯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及何时被狱警监视着，所以他们成了自己的看守者——实际上在规训和惩罚自己。福柯认为现代社会的运作方式与此类似：我们认为自己永远能被人看到，所以开始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断地监视自己，顺从地默许现状。

福柯认为，现代权力对世界的影响就是，它发明了新的社会控制形式，把迫使人们做不想做的事这项棘手的工作外包到了人们自己身上——或者更准确地说，外包到了人们自己心里。如果主体相信默许现状是他们自己的主意，就用不着什么暴君或强制性的警察国家了。

桑德拉·巴特基等女性主义哲学家扩展了福柯的全景监狱比喻，分析了（尤其是）女性最终如何约束自己的身体、思想、情感和行为，以符合人们对传统女性特质的期待。

问题在于，允许和要求女孩和女人的身体做什么，就决定了她们的思想能够做什么。

但问题在于，女性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的决定往往会——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损害其他女性的利益。

种族批判理论家和法律活动家金伯莉·克伦肖用身处繁忙的交叉路口的体验，来描述生活在多重压迫下的经历，将安娜·朱莉娅·库珀等其他黑人女性主义者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谈论的现象提炼成一个概念，并发明了一个术语：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交叉性的关键理念是：如果有一幅韦恩图，它由白人女性遭受的全部坏事和黑人男性遭受的全部坏事组成，那么黑人女性遭受的压迫并不在图中的重叠区域。相反，它是一种完全独特的体验。交叉性理论家关注的是种族、阶级、性别、能力等社会范畴，如何通过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反应。

运用交叉性得出的逻辑结论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即敌人不总在女性主义大门之外。

认为男性和女性截然不同的特质或本质直接、先天地源于不同的生理构造，这种观点用术语来说就是性别本质主义（gender essentialism）。它认为性别差异是普遍的、天生的和不变的。

孩子的成长过程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他们在两三岁时就开始知道有男孩和女孩之分。但直到5岁左右，他们才知道（自己和他人的）性别身份应该是固定的。

虽然女性主义学界的主流趋势是要揭穿性别本质主义，但有一个例外值得一提。事实上，并非所有女性主义者都强烈拒绝对性别的传统理解。一些人认为男性和女性本性不同，所以被称为差异女性主义者（dif ference feminists）。

差异女性主义者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弊病的产生，恰恰是因为我们多年来别出心裁地创造了许多高估男性价值、低估女性价值的方法。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不再逃避现实，开始正视女性天生就擅长的事，那么我们不仅能消除性别歧视，还能解决全球贫困、战争和环境恶化的问题。

巴特勒指出：“身份范畴从来不只是描述性的，而且始终是规范性的，并因此是排他性的。” 换句话说，任何归纳女性共同点的尝试都会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女性的性别有某种正确的表现形式。这将不可避免地鼓励和合理化性别的某些经验和表现形式，打压和不合理化另一些表现形式，从而巧妙地强化和巩固女性主义者声称要批判的某些社会化力量。更糟糕的是，这将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人排除在外。这意味着，存在“真正的”女性，她们才是女性主义者应该关心的，而“冒充的”女性没有资格得到女性主义政治的发声。

社会性别存在于一条光谱上，光谱的一侧是纯粹的女性特质，另一侧是纯粹的男性特质，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之间的不同位置。同样，生理性别也是非二元的。假装只有两种选择——男性或女性——就是过度简化异常复杂的生理事实。

女性主义跨性别活动家茱莉亚·塞拉诺证实了这一点，她认为跨性别女性所面临的大部分歧视不是因为她们是跨性别女性，而是因为她们愿意毫不掩饰地表现女性特质。

女性主义者和跨性别活动家经不起内斗。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在成为男性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上，我们的文化观念极其混乱。人们期待男性情感迟钝、坚韧不拔，为了养家糊口情愿早早累死。作为回报，人们说男性可以期待获得一系列特权：默认自己有权占有公共空间随意地叉腿占座（manspread），有权打断（manterrupt）和指挥（mansplain）每一场谈话的进程；还有对本书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即有权在性方面获得女性的关注和服从——用一个最新的合成词来说，就是男性配得权（mentitlement）。

女性主义者把这种文化称为强奸文化（rape culture）：在这个社会中，强奸无处不在，而且被视为正常和不可避免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得最好：男人怕女人嘲笑他们，女人怕男人杀害她们。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生活在一种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文化中，这并非毫无缘由。女性主义者把这种文化称为强奸文化（rape culture）：在这个社会中，强奸无处不在，而且被视为正常和不可避免的。

女性主义真正的敌人是那些心甘情愿地支持父权制社会及其社会制度、规范、预设和期待——它们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男性和女性。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一些可以做的具体事项：取消性别揭晓派对，扪心自问为什么这么在乎婴儿的生殖器。记住棕皮肤的、黑皮肤的、白皮肤的、顺性的、跨性别的、酷儿的、异性恋的、富的、穷的和残疾的女性都是女性。不要以为凭借用沐浴露来兜售女性赋权幻想的公司所炮制的那种女性主义，可以推翻性别歧视的现状。不要评判其他女性与父权制博弈的方式，承认我们都会犯错，承认我们只想活下去——在一个像我们这样不公平的世界里，某些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加剧性别歧视。不要因为一个女性的愤怒和强硬（尤其是当她系有色人种时）就把她贬为非理性——要考虑到她所说的句句属实，她的愤怒恰恰是正确的反应。

批评者想把以同意为核心的性互动模式描绘成性冷淡的贞洁烈女的做法，但真正践行这种模式的人知道这种做法多么性感、自由。用更性感的语言来重新定义“同意”的概念，是女性主义在让女性掌控自己的性行为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当你夸女孩子漂亮时，她们会笑逐颜开，因为她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文化对她们的最高赞美，但你可以帮助她们开始忘记这一点。请问问她们喜欢读什么书。问问她们喜欢做什么。和她们谈论外表以外的任何事情。这一开始可能很难。你可以看到，这恰恰说明你对性别期待的内化程度有多深。

在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的四十多年里，我决定采用一种策略——最好的叫法可能是“坦率的摇摆”（candid ambivalence）。我试图承认，我想要成为的人，我现在所是的人，是一个因为父权世界秩序（我致力于推翻这个秩序）的性别歧视性规范和期待而扭曲了基本欲望和自我意识的人——我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是因为我被灌输了一个关于女性价值的老套而狭隘的故事。而且我知道，我所表现出来的白人顺性女性的传统形象在伤害其他女性——她们因为种族主义、残疾歧视、阶级歧视或恐跨症，因为不能或不愿达到社会标准而付出了代价，而我却通过自己的行为肯定了这些标准，进而在整个文化中强化了它们。

但是归根到底，当事情不对劲时，不要假装一切太平。当你遇到麻烦时，不要假装无事发生。你在这么做的时候，就淡化了这个厌女的世界秩序的危害。你要明白，当你坚称自己表现女性特质是为了自己，并不在乎对男性（或其他人）有没有吸引力，你很可能没有认真对待女性特质与物化之间的深刻联系。

你的最佳做法可能是麻利地抹上口红，准时去给强奸热线电话做志愿者。 选择你最擅长的战斗，并做出你力所能及的改变。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需要“女性主义”而不是“人道主义”，因为后者可能会忽视数千年的历史，假装我们已经实现了两性平等，而目前显然还没有。如果女性主义真的成功实现了两性平等，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是的，你没听错，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消除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也许另一种说法是，女性主义的目标正是人道主义。但是目前如果强调人道主义，就等于假装我们生活在与实际情况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