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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命运是最简单的。但是当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那些远没有他们善良，远没有他们宽厚，也远没有他们正直、正派，远比他们付出的少得到的多，却与他们截然相反的人的命运时，又觉得这其实是最不负责任的解释。如果说命运能解释一切，那么过失和丑行都应该被原谅，更不必问人格问人性；如果悲剧是必然是绝对的，那么反思和内省都多余，更不必问历史问社会。

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真理是金，或许要靠几代人的牺牲才能显现出耀眼的光芒；而信仰—信念—理想，也许还有宗教，则是盐，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一凡的信仰是真理，或者更接近真理吗？似乎都不重要。不能苛求每个人都真理在握，但愿每个人都信仰在心。

小时候我父亲的终生好友陈伯伯对我说过一句话我始终记在心里，他说：舌头是坏东西，因为它不长骨头。那么头脑呢？心？心灵呢？人将依傍什么支撑自己的精神？精神对人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本来我觉得自己已经曾经沧海身经百战，但这种时候我常常又会吃惊和苦恼于自己的迷惑和茫然。

《今天》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包思的话：“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惟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彩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北岛在这篇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我有一块土地／我有一块被晒得黝黑的脊背／我有太阳能落进去的胸膛／我有会发出温暖的心脏。芒克。如果说振开写诗是在思想，那么芒克写诗则是在呼吸。

一个人，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只要是真诚的，是自己的，她（他）的死都是一座纪念碑。

在中国那个特定的时代，除了少数有信念的人，坐牢常常变为一件荒诞的事。坐过牢的人往往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罪犯，既与与法律无关也与道德无关，既不给你带来悲壮感，也不给你带来卑微感剩下的只有恐惧。因莫名的起因与渺茫的结局产生的恐惧，远胜于极端低下的监狱生活本身。

情与爱对于女人，过去与现在对于人，生死与荣辱对于中国人，恐怕是怎样挣扎都摆脱不了的。但是，我们的不同绝不在于勇敢或者胆怯。在一个个性无法正常伸展的社会中生活，有几个人能坦然地谈论勇敢？在一个以物质主义为主导的时代，又有谁能超越平庸？如果恰好我们过着不同的生活，只能说那是命运使然。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肯定地说，如果可能我也会做出与你同样的选择，尽管有人说那是逃避我也不会在乎；但同样肯定地说，逃避了社会的现实并不等于逃避了内心的现实。否则，你，以及像你一样生活在另一片蓝天下的同一代人，就不再会有深刻的精神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