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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了经典和流行的鬼扯，文学评论变得有趣起来。最喜欢写本雅明和卡夫卡的两篇，种草了世界莫名其妙物语、《柏林童年》、多和田叶子（到底什么时候能看到《母语之外的旅行》啊！）

Highlights

鬼扯”关注的对象也是那些既熟悉又陌生、既浪漫又诡异的事物，那些打破存在和虚无、可知和不可知、生和死之间二元逻辑的东西。扯出一个鬼，就能扯出一连串的鬼：搞清楚一个鬼要什么，我们就能搞清楚时代背后的历史、政治、文化和宗教精神。

昆德拉认为，《堂吉诃德》之所以被称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小说，正是源于它和中世纪骑士文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它拒绝宣讲一种统一的真理、信念或道德，而是揭露了一个更为尖锐的事实：每个人都面对着只属于他自己的现实。人，永远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样子。

时至今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摆脱这种理性主义叙事的桎梏。我们把生活分割为“赛道”，管结婚和考取公务员叫“上岸”。我们仍像昆德拉所说的那样，“用急迫的眼光紧紧盯着他行为的因果之链”，不断加速着他的“疯狂之旅”，直到死亡。

即使这样，昆德拉对“离职博主”这个赛道可能还是有很大意见的——他把这类行为统称为“媚俗”。在他看来，媚俗就是将既成观念的愚蠢翻译为美丽的、令人感动的语言，说出大家都想听的话，以讨好尽可能多的人。媚俗是一种大众媒体的美学，是一种 Instagram 和小红书的美学。成为现代人，意味着跟上大家的脚步、走上正确的道路，意味着一种“疯狂的努力，竭力跟上潮流、竭力与别人一样，竭力比那些最与别人一样的人还要与别人一样”，跟千军万马一起走过那条人生最优解的独木桥，成功“上岸”、安全“下车”。

在昆德拉看来，《项狄传》《堂吉诃德》这些打通了文学的上流和下流的现代小说最伟大的成就，就是重新发现了人类的“愚蠢”。

《源氏物語》还有一个出众的特色是, 它的作者是女性。这件事放在当代也许没什么特别的, 但在平安时代, 女人和男人甚至不能用同一种语言写作。从奈良时代开始, 男性主要以汉文书写官方公文、诗歌和历史, 而我们现在所谓“平假名”这种表音文字, 则是女人用来写书信、日记、散文和故事的文字, 相比之下不那么正规。

《源氏物语》及其衍生作品里的每一个循环，却都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作品里的主角和作者都是一些明知故犯的失败者：明知道命运无法改变、人生都是虚幻，但还是在彼岸的救赎和此世的挣扎里选择了后者。

在埃德尔曼看来，异性恋“生殖未来主义”的真相是：将象征“未来”的文化重担投射到异性恋关系之上，使异性恋不仅成为一种社会规范，也成为意义与时间的容器。这种结构制造出一种“永远即将实现”（about-to-be-realized）的身份认同，鼓励我们把自己投射到那个尚未到来、但始终被许诺的未来之中。【Lee

尽管表面上看是异性恋故事，从《源氏物语》到《薄樱鬼》的这类以女性视角为中心的叙事，实际上却构建出了一种酷儿时间——一种螺旋的、无目的性的、失败的、永远无法达到终点的、没有未来的时间结构。

尽管有这样显赫的家世，本雅明却是一个一辈子都不太走运的人，他虽然在波恩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但原本计划要写的教授资格论文却跟比他大三岁的海德格尔撞了题。从此，海德格尔就成了本雅明的克星，俩人的关系堪比《最终幻想》里的克劳德和萨非罗斯，说唱界的肯德里克·拉马尔和德雷克。

一个人活一辈子，竟然在所有关键时刻运气都这么差，让苏珊·桑塔格都忍不住给他算了星盘，并给英语版本雅明文集写出了《在土星的标志下》这篇著名的导言。

在本雅明看来，那些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东西——工厂、兵械、高科技——本来就是野蛮的。所以，正需要一种野蛮文化，好应对这种野蛮现实。而米老鼠，正是他心目中“野蛮人”的代表。野蛮的米老鼠是一张白纸：它没有经验和文化，也不遵守传统和规则。

一百多年前の本雅明看到，经历了一战的人们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祖辈的格言无法描述和解释当下彻底被摧毁的经验。于是，就像现代年轻人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在打工和打人之间选择了打坐一样，本雅明发现一百年前的年轻人也在做题和做事之间选择了做法、瑜伽、吃素、算塔罗、看手相、通灵和招魂。“大都市的所有街道充塞着各种鬼魅……经验已沦为各种风格和观念混杂成的可怕大杂烩”，形成了一种新的野蛮状态。

本雅明在《机械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提出了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灵光”这个概念。他认为，每件作品都根植于其独特的时间和空间。历史会不断将其改变，而它的“在场性”也意味着，它在某个时间只能在一个地方出现，在某一特定地点被体验——这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要飞去巴黎，挤在同一个房间里参拜蒙娜丽莎的原因。但是机械可复制的“艺术作品”则不是这样。只要你家的屏幕订阅了迪士尼+的服务，米老鼠就可以同时在众多地方出现。此外，这类作品也不受历史的影响，就像时间无法将一部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的老电影风化。

所以，本雅明心心念念的、具有真正独一无二的灵光的中国画家的例子，从一开始就来自一部机械可复制时代的木版印刷。不仅如此，它甚至并不来自唐朝的中国，而是来自江户的日本。所以，虽然本雅明在文章里哀叹机械可复制时代灵光的消亡，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想象中的灵光，早在两百年前就可以机械复制了。（这就是日本漫画的魅力。）

所以，对本雅明来说，不识字的阶段比识字有意思得多：识字，就是认识、掌握、控制词语，但在不识字的时候，他可以直接凭感觉进入词语，像吴道子进入自己的画面一样，变成它们的一部分。

游戏的规则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被打破的——这就是游戏的悖论。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小孩识字以后，识字盒就变得不好玩了。

首先，天底下最不好玩的游戏，恐怕就是那些需要猜测“出题人”思路的单线程思考题。一个游戏如果只有一种解法、一个正确答案，那它就不是游戏，而是教具。

其次，游戏最好玩的地方，就是那些可以打破规则和原有思路，让一切普普普通通的物品变成玩具的设计。

收集让物品脱离交易、所有权和实用性的范畴，把它们从意义和价值的暴政中拯救出来，让物品重新变成玩具。本雅明认为，收藏家的工作是把属于一起的东西放在一起，通过亲和力上和实践上的连续性获得物品的信息，并重新构造一个物品的世界。

目前，我们提到了两种足够“野蛮”的玩法，一是卡 bug，二是捡垃圾。这两种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在试图穿越那扇本雅明原以为在可复制的艺术作品中已消失的传送门。“野蛮”的玩法让我们从真实的物质世界穿越进自己创造的、独一无二的小宇宙，把游戏中的物品和角色从规则和意义的暴政中拯救出来。 对本雅明来说，解救游戏本身，比完成一个游戏预设的目标更加重要。如果他活到今天，应该也是一个在《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里举着咕咕鸡飞遍海拉鲁、从来想不起还要救公主的玩家吧。

“小”在卡夫卡的故事里非常重要。他曾经在日记里写过这么一段话：“两种可能性：让自己变得无限小，或者保持无限小。第二种是完美，也就是无为。第一种是开始，也就是有为。

拉比把黏土做成魔像，卡夫卡把魔像变回黏土。卡夫卡这种行为的革命性，也许就在于它所揭露出的主流语言和这种语言所代表的价值观内在的荒诞性：魔像必须端水，女人不能下楼，犹太人没有德语，狗总得服从。而卡夫卡拒绝这种价值观。他决定，让男人变成甲虫，狗变成学究，老鼠变成歌手，一家之主变成会说话的线轴。卡夫卡的写作方式是讽刺的、滑稽的，看起来几乎是一种胡闹。 但胡闹很有用处。在胡闹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最神圣的东西和最日常的物件都是玩耍的道具。也许

策兰和卡夫卡一样，都无法用“正确的”德语说话，他们也都把这件事清楚地表现在了自己的作品里。但是策兰比卡夫卡更“阴险”：他不仅从内部更加彻底地破坏了德语，还试图偷偷谋杀别人的德语。

可能这就是所谓“弱势文学”的革命性。自从多和田把德语扔进放生池了以后，它就再也无法回到它原本规范的、听话的模样了。多和田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 Mundharmonika（口琴）这个词。这个词本来是由 Mund（嘴）和 Harmonika（风琴）两个词组成的——用嘴吹的风琴就是口琴，这件事非常好理解。但是多和田说，这个词里其实还坐着一位女士，她的名字叫作莫妮卡（Monika）。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这位莫妮卡女士，我们就会发现，她前面还有两个词，Mund（嘴）和 Har（头发）。他们拼在一起，又会出现一个新词 Mundhar（嘴毛）。

许多学者认为，哈姆雷特式的传奇都共享同一个文学原型：“傻瓜英雄”。不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在更早的类似作品中，被谋杀的国王的儿子的名字也都有“愚钝”、“笨拙”的意思。他们通常都会选择隐姓埋名或装疯卖傻，以此躲避不幸、暗中观察，最终杀死凶手。

因为天主教里有一个很讲道理的概念，叫作诸圣相通（communio sanctorum）。这个词的意思是，所有相信基督的人，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都通过天主超越时空地连接在一起；每一个人都会为其他人做出贡献，也会因此受益。

格林布拉特这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无论宗教如何改革，鬼魂都无法被彻底驱逐。他认为，鬼魂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神学问题，而是一个心理学问题。鬼魂反映的实际上是生者的欲望结构：我们害怕死后被遗忘，也渴望为死者表示哀悼。无论官方是否承认炼狱的存在，死者总会在生者的记忆中长存，并总会以某种方式回来，和我们交流。

读过《浮士德》剧本的朋友们会发现，这本书里夹带了大量关于进化论、地理、气象学等不同领域的科学私货，这些东西不仅受到渴望知识的浮士德博士所青睐，也是歌德最喜欢的东西。他的本职工作虽然是个公务员，但他不仅写诗、写剧本，还研究动植物学、地质学、气象学、光学和色彩学等各种领域，撰写了大量（在现在看来不一定特别科学的）科学研究论文。 他的这些研究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不符合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因为他试图把人类的直觉和客观的观测结果结合到一起，追求用一种整体的方法理解世界。

浮士德的故事流传至今，不仅因为他与魔鬼签约的戏剧性设定，更因为这个传说浓缩了人类历史上由于欲望、信仰和权力而产生的深层矛盾。从中世纪对“堕落”与“异端”的恐惧，到启蒙时期人对理性与自我价值的觉醒，浮士德作为一个形象，始终站在历史断裂与重构的交界处。他既是被宗教秩序排斥的异端，也是现代主体诞生前夜最具象征意义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