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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柏林《边界的诱惑》相比，少了一些感伤与想象，多了一些纪实，但依然是带着预设与滤镜的。几本游记看下来，可以提取出刘子超的写作套路了：去酒吧+采访+历史百科+局外人的凝视与抒情。套路的可复制性很强，但总的来说，这本和《失落的卫星》都更用心些。

Highlights

民族原本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这种抽象的想象驱使无数人为之杀戮或赴死。我甚至觉得，当西方给予这些国家定义其民族的方式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让它们毁灭自身的武器。

围绕到底有多少塞尔维亚人被乌斯塔沙屠杀，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再次发生争执。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更是成为政客们挑拨民族情绪的武器。 塞尔维亚方面认为有大约五十万塞尔维亚人惨遭屠杀；而克罗地亚则坚称这个数字只有十万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篡改历史，掩盖事实真相。 阿丽达告诉我，在这里，数字变得十分重要，因为它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如果你说五十万，你就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如果你说十万，你就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

一瞬间，我突然感到全球化世界的荒诞一面：当克罗地亚人去更富有的欧洲国家寻找体力工作时，国内的空缺就由来自更贫困地区的尼泊尔人填补。这些人跨越半个地球来到这里，擦地板，盖房子——他们比克罗地亚人走得更远，待遇更差。

我在克罗地亚裔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书中读到，无数南斯拉夫人心中毕生难忘的一幕，便是在穿越漫长而寂寥的路途后，突然见到亚得里亚海在地平线上悄然浮现。旅客们总会玩一个小游戏：谁要是先看到大海，便要拖着长长的音调大喊一声“水”,以此争夺五个第纳尔。

罗马帝国的疆域延伸到达尔马提亚，但已经无力翻越崇山，进人巴尔干深处。在这里，我发现地理决定论再次呈现其宿命的一面：迪纳拉阿尔卑斯山西侧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尚有众多古罗马的遗存，而山脉东侧的黑塞哥维那地区——正如我后来在那里看到的——就仅有一些古罗马文明的沉渣碎屑了。

虽然与斯普利特仅仅相隔百公里，克罗地亚的内陆与海边却给人迥然不同的感觉。这种对比之强烈，让我对克罗地亚的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因为地理的区隔，克罗地亚的不同区域在历史上受到不同文明的影响，产生不同的性格，而这个国家能结合到一起则是民族主义发酵的结果。

拿破仑入侵是克罗地亚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时间短暂，却影响深远。从法国人那里，克罗地亚人开始接触到民族主义理念，自我意识也随之擅变。此后，克罗地亚人就开始在“两个自我”之间不断摇摆：时而倾向于泛斯拉夫的情感，时而倒向对抗塞尔维亚的诉求。历史的浪潮多次证明，克罗地亚每一次在冰与火之间摇摆之时，往往也是战乱与动荡之时。

1347年，当黑死病席卷欧洲，导致二分之一人口死亡时，杜布罗夫尼克率先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套完整的隔离制度：所有外来人员必须在海上的岛屿隔离四十天后方可上岸。当地人将“隔离"称为"quarantine”——拉丁语中“四十天”的意思。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时间长度受到了《圣经》的启发。例如，诺亚方舟在洪水中漂浮四十日夜，耶稣在荒野中禁食四十天。

黑山有一首古老的民谣，以戏谑的方式讲述了这个国家的起源：上帝创造完世界，发现袋子里还剩下不少石头。他干脆将这些石头倒在一片荒野上，于是就有了黑山——眼前的景象倒真与民谣所唱的一样。

我再次感到，波德戈里察是一座混杂与分裂的城市：这里既有奥斯曼时期的清真寺，也有塞尔维亚风格的东正教堂；既有社会主义时代的街道和住宅，也有欧洲风情的餐馆和酒吧；有破败的房子，有寡头的豪车；有人怀念铁托，为他献花，有人憎恶铁托，诅咒他下地狱。

我也在书中读到过，波什尼亚克族、克罗地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之间的区别是如此之小——他们讲同一种语言，有相似的容貌，享受相同的美食——以至于一些研究南斯拉夫内战的学者不得不引用弗洛伊德的“对细微区别的自恋”来解释他们各自的民族主义。 然而，时至今日，莫斯塔尔的教育体系仍然是分离的。战后出生的年轻人通常只与自己族群的人交往，他们住在同一个城市，却很少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在政治层面，相同的民族政党仍然控制着国家和地方政治。为了维护权力，他们学会了如何操弄大众情绪，而煽动民族主义、制造分裂始终是他们手中最有力的工具。

“我经常提醒学生，要搞清楚‘归属’与‘融入’之间的微妙区别。我们常常努力追求归属感，不惜一切代价去融入某个集体，但最终的结果往往只是为了融入而融入。这种不自觉的同化才是很多心理问题的源头。”

和宗教一样，欧洲的咖啡文化也有一条隐秘的分界线，而它刚好落在巴尔干地区：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我在咖啡馆喝到的全是意式风格的蒸榴咖啡；而从波黑开始，咖啡变成了在滚烫的沙子上缓缓煮沸的土耳其带渣咖啡。

库斯图里卡在著作《我身在历史何处》中，将安德里奇视为理解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复杂关系的桥梁。库斯图里卡引用了安德里奇的一段话：“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寄托在远方，而他们的恨却横亘在眼前。爱那么远，恨却那么近。”

回程的路上，我想到了英国作家约翰·伯格创造的“landswept”一词，用来形容一个地区经历了剧烈的冲突和变故之后的状态。 这个词由“land”（土地、大地）和“swept”（横扫、扫荡）两个词合成。它不是标准的英文单词，而是一个为了特定描述而创造出来的新词。通过这个词，伯格想要传达的意思是，土地经历了一场大风暴或是严酷的冲突，其上的建筑、树木、生活痕迹等都被彻底摧毁，一切都被“横扫”。只剩下赤裸的大地，默默地承载着伤痕，成为沉默的见证者。

走在贝尔格莱德街头，我时常想起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那句话：“在旅途中，我没有把塞尔维亚看成是一个偏执狂国家——更多的是一个孤儿的巨大房间。”

导演热利米尔·日利尼克用这部电影挑战了观众对历史的态度：人们往往会盲目地眼随权力，无论是铁托，还是米洛舍维奇或图季曼。一旦这些人失去权力后，人们又开始诋毁他们。日利尼克警示道，如果历史不能被理性地审视，就会引发身份认同的分裂和社会冲突。

河流原本无意划界，但人类的冲突把河流变成了难以愈合的伤口。

北约的行动并未脱离历史上大国对巴尔干的干预模式——要么直接部署暴力，要么煽动暴力，之后撤离并否认对后果负有责任。在西方的观点中，巴尔干国家常被视为问题的根源，迫使外部势力不情愿地介入。当大国试图否认他们的干预对巴尔干的困境负有责任时，他们总是援引对巴尔干的刻板印象，将其描绘成一个充满非理性和暴力的嗜血地带。

“奥斯曼土耳其对巴尔干半岛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我对土耳其感兴趣的原因。”拉塔科斯基先生说，“你或许不知道，在土耳其语中，‘bal’这个词代表‘蜜’，‘kan’这个词代表‘血’。这两个词组合成‘Balkan’（巴尔干），共同构成‘血与蜜’的寓意。可以说，这个词汇组合精辟地揭示了巴尔干地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我在巴尔干其他地区观察到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此：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总是偏好一种并不存在的连续性，而对那些不合时宜的片段选择性地沉默。他们倾向于编织梦幻般的故事，描述“被选中的民族”与命运赋予他们的土地之间的浪漫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