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us:: Done]
[format:: paperback]

Comments

Highlights

当一个作家不仅埋头写作，还关心起周遭的文学环时，他最好对此事保密。千万别声张。声张此事无异于断自己赖以栖息的枝条。鸟就不会这么做。而诗人也是种鸟，不是吗？他们也会唱歌。每个写作的人都不要忘，自己的心里正藏着一个诗人。

米兰，昆德拉曾写过，如果每个人都写作，将无人再倾听。市场似乎正在缔造这一乌托邦奇迹。但在商业世界这个大转盘里，有一条自相矛盾的真理：名利是讨好大众人向往的东西，它体现了追求名利者的匮乏。这也就是说，文学只有在没有文学的地方，才能够显现名利之光。

畅销书现象反映的是人群对一本书，对一本书中之书，一本《圣经》替代品的集体渴望。集体渴望一本书是极反智的（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文化史，它就是从品尝知识树上的同一颗苹果开始的！）。畅销书这个舞台上表演的其实是一种体现集体主义单纯性的仪式（别人爱的，我们也爱），畅销书的兴起，无异于左右并扼杀人类的自由意志，炮制畅销书就像炮制一场文本与读者的圣婚。畅销书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精神世界的圣体，它只提供封闭而简单的价值体系，和一些更为简单而贫瘠的知识。

在后冷战的世界里，一切要给全球化、无冲突让位，新确立的规则要求我们政治正确、尊重各国文化，同时，也无差别地抹去了摩擦、抵抗、矛盾、刻薄、嘲讽与反对的可能。我们再无空间去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一个东欧作家来说，西方文学市场最叫人霞惊之处，是它竟然没有美学标准。东欧作家一生都在努力达到各项文学标准，结果发现自己的成绩在西方一文不值。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文章的一开始，可以肯定地说，女性、文学与烟这三者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它们共同经历着同一段历史。宗教裁判所的火堆主要都是用来烧女人和书的。男性只是历史灰烬中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一旦大局需要，女巫（有文化的女性）与书籍（知识与快乐的源泉）就会被宣称为魔鬼的造物。

站在空寂而幽暗的斯拉夫语图书馆，凝视书脊上的小红点，参观者重温了用小语种斯拉夫语撰写的书籍那戏剧性的一生，这历史无法传承给任何人，因为谁也无法理解，因为谁也无法轻易明白。参观者知道，书脊上的小红点，是这本来自南斯拉夫文学领土的小书所能成就的最高奖项。它比诺贝尔奖还要珍贵。因为它是经过秘密表决而产生的，在这次表决中，参观图书馆的不知名的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共同选择了这本小书作为他们心中真正鲜活而有意义的文化遗产。谁知道那些参观的人是学生、避难者、被放逐的人、恋人还是小偷？谁知道是哪些失意的人选中了这本书作为他们的文学之王？而谁又真的想知道呢？选择既已做出，落选的书只能继续静静躺在灰尘里，从现在，到永远。

克罗地亚的文化景观充满活力、日新月异，故此，它比其他地方都要有趣且刺激得多。比如说，我原来认识的一个编辑后来当上了警察局局长，原来认识的美学教授后来当上了国家军事顾问。我还认识几个贼，后来被称为人道主义者，几个人道主义者，反而变成了贼，还有些作家变成了战争犯，有些战争犯变成了作家。我还认识一些作家，因为只想当作家，而被踢出了文坛。

实际上，一个克罗地亚作家可以被看作两个人，这两个人总是一起行动，一个是施虐狂，一个是受虐狂。这就是为什么克罗地亚文学长期有着两大主题：一是克罗地亚社会丧尽天良，毁掉坚持独立意志、不肯轻易就范的克罗地亚市民的主题；一是克罗地亚社会替天行道，毁掉坚持独立意志、不肯轻易就范的克罗地亚市民的主题。整个克罗地亚文学，就在这两大主题的丰富交融中存续着。

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人类自己成为他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忙于对自己进行制造、改造、创造与再造。所有伟大的乌托邦与所有伟大的革命融汇在一起，成了同一件事：针对个人身体、个人形象与个人性格的观念革命。

流亡是一种人生选择，而不是角色扮演。流亡者与旅人、现代重塑自我游戏玩家唯一的区别在于，流亡是不可撤销的，若非如此，那么可以说，我们都在流亡。

流亡作家有时会觉得自己是一匹赛马。朋友们、周遭不满于自己生活的人们、心地善良的书迷们、别的流亡作家们…⋯所有人都在往他身上下注。因为流亡是对自由、对摆脱周遭事物、摆脱家庭、摆脱乏味的日常生活的梦想。而流亡者则是充满创造与生机的独立生活确实存在的话生生的例子。但谁也不问流亡者如何争取到了这种自由，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因为别人在流亡者身上只想看见自己的期待。在这一点上，流亡者自己也一样。

流亡是对人生价值自愿的解构与重建。无论是否喜欢，流亡者都不得不对围绕每个人人生的基本概念进行重新检测：什么是家、什么是祖国、什么是家庭、什么是爱、什么是友谊、什么是职业、什么是生平。流亡者与自已所落脚的国家的官僚制度做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拿到了身份文件，为继续眼前必须继续下去的生活，只好将自己一路走来所获得的宝贵知识都抛在了脑后。

简化用语，成了公众讨论时不成文的规范，成了表达公众观点的通用办法。哲学演绎（说难听了就是“闲话家常”）代替了哲思，文学模仿代替了文学，文化小品代替了文化，政治正确的政治演绎代替了真正的政治观点一这一切悄无声息地填满了公众生活，文首引语中昆德拉所说的，正是这一现象。

越来越全球化的文学市场中，一切应有尽有：蒙古文学，特立尼达文学，移民文学，少数民族文学，面向各种性向与小群体的文学兼顾着波斯尼亚人与犹太裔。曾将文学去性别化的冰冷的文本分析学院已无人问津，取而代之的，是对各种他者的文学表示欢迎的热情环境。市场一视同仁，任何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听众。

但这是否意味着时代在个体的独立表达上进步了呢（鉴于个体的独立表达恰应是所有艺术文学文本生成的前提）？是否可以说因为许多个个体都在发声，文学就变得更丰富了呢？个体的发言是否比过去更个人化了呢？文学手法是否更多样、更丰富，视角是否更独特了呢？

仅就表象来说，现实恰恰相反。真正属于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少了。所有声音和文本，都在寻找进入市场的时机，以便能跻身市场中属于自己狭小的空间，因为时机是进入市场的密码。作家为了被听见，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声音调整到当下能够满足市场与潜在读者之需要的频段。

即使他没有自觉，即使他拒绝承认，语言向市场转型的事的确在市场内、在签售会、在读书会等各处发生，这不由他左右。于是乎，本来为他者争取到的保持真我的发声权，现在像一支回旋镖，飞转回来扎在了文人与他自己的文本上。

即使能逃过此劫，文人还会落入另一个陷阱。今天文人身上的标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些标签决定了他在文学市场中的位置，也决定了他与他的读者之间能够更起怎样的桥梁。

《多谢不阅》是作者在两种创作冲动的相互斗争中完成的。一种冲动在作者耳边小声说，一个尊重自我的作者不应该去写一些聪明人不大愿意说的事。另一个声音则相反，它说：自己是否显得聪明，并非一个尊重自我的作者应该过分关心的事。两种冲动的较量导致这本书的书名、风格、口吻以及节奏，都呈现出了现在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