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us:: Done]
[format:: kindle]

Comments

Highlights

欧洲文明是唯一一个拥有全球野心并且（几乎）实现了这种野心的文明。其他文明要么因为技术原因无法实现（比如玛雅文明），或者干脆没有这种兴趣（比如中国），因为他们坚信自己就是整个世界。

只有欧洲文明表现出了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的能力，从其内部产生了了解其他文明的愿望，并诞生了如下理论（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提出），即全球文化是由一系列平等的文化共同构建的。

亚美尼亚人有着开放融合的才智。他们翻译一切可以接触到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们让我想起日本人，日本人也会毫无保留地翻译他们遇到的一切。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之所以得以保存，全靠它们的亚美尼亚语译本。抄写员追逐着每一样新事物，并立刻把它们放到写字台上。当阿拉伯人征服亚美尼亚的时候，他们翻译了整个阿拉伯文学；当波斯人入侵亚美尼亚的时候，他们又翻译了波斯文学。他们与拜占庭陷入冲突，但无论市面上出现什么，他们都会拿过来翻译。

这些书的命运就是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在遭受迫害和灭绝的时候，亚美尼亚人用两种方式做出反应：一些人逃到山上，在洞穴中避难；另一些人则流亡到世界各地，足迹遍及各个大洲。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随身携带着亚美尼亚的书籍。由于流亡者是徒步离开的，所以那些太重的手稿常被一分为二，这两半往往漂泊到地球的不同角落。

今天，扩张是困难和危险的，作为一项铁律，扩张必然以收缩告终，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必须用深度来满足自己对于广度的冲动，这就意味着深入历史深处，以证明自己的力量和重要性。这是所有珍视和平的小国所处的境况。幸运的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每个民族都有过膨胀和扩张的阶段，或者至少有过一次民族主义的爆发，这使得今天的人类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心理平衡，尽管这种平衡是相对的。

在欧洲，人们习惯说沙漠里的人是落后的，极度落后。但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评判方法不适合一个能在最恶劣的条件下生存几千年的民族，他们创造了一种最宝贵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实用性的，让整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而就在同一时期，许多定居文明却在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多年来，人们不是忙着为自己建造房屋和医院，不是在修缮不断出现故障的排污和电力系统，而是忙着从内到外、从中央到地方地把整个帝国围起来。

为了实现这种地位，把自己变成新的上帝，必须拆毁前任的住所（将殿堂拆毁或剥夺它们的神圣性，把它们变成燃料仓或家具仓库），并在它们的地基上建造新的圣殿、新的被瞻仰和崇拜的对象。在这场改造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场革命中——一种简单却激进的符号交换发生了。在这个地方矗立过一座教堂，你曾怀着炽热的信仰膜拜天上的全能上帝，现在你仍将在这里，向人间的全能上帝顶礼膜拜。换句话说，背景变了，但在前景中继续发挥作用的主要历史原则——崇拜的原则——并没有改变。因此，批判者借用了神学词典中的术语“个人崇拜”，这绝非巧合。

与一般民主主义者相比，莫斯科的民主派拥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一般民主人士的头脑在当代世界的各种事务中自由驰骋，思考如何良好而幸福地生活，如何使现代科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如何让每个人生产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同时获得越来越多的精神财富。但所有这些都不在莫斯科民主派的视野中。他们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如何对抗共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可以精力充沛、激情澎湃地讨论好几个小时，构思方案，提出建议和计划。殊不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已经再次沦为牺牲品：第一次是被迫的，被系统所囚禁；而现在，他自愿成为受害者，因为他让自己被困于这个问题之网中。这就是一切邪恶的本质——它在人们不知情、未同意的情况下蒙蔽他们，迫使他们穿上它的紧身外衣。

帝国的刚性专横与民主的弹性宽容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帝国的少数民族会利用民主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来分离出去，实现独立和自治。对他们来说，能回应“民主”这个口号的词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而自由被理解为分离。这当然会激起大多数执政者的反对，他们为了保住特权地位，会随时准备诉诸武力，采取威权的解决方案。

一切都过去了——苏联，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思想习惯留存了下来，这种思想习惯的第一原则就是尽其所能铲除过去的一切；它感觉良好，还在茁壮成长。

我想起了法国哲学家安托万·古诺 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解决困难，我们只是转移它们。古诺说，“解释的艺术，就像谈判的艺术一样，通常只是将困难转移的艺术。在某些事物中，保留着一种难以触及的不可理喻，人类智慧既不能将其消除，也不能将其减少，只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它们重新排列，有时把一切留在半明半暗中，有时又照亮某些点，然后把剩下的部分留在更深的黑暗中。”

不间断的大迁徙和世世代代的民族融合造成的后果便是，对于第一次接触帝国居民的人来说，更引人注目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统一性，而不是他们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这些人似乎都一样。无论男女都穿着同样类型的保暖夹克，同样的工作靴。他们的脸看起来也是一样的。专注于自身，不愿交流。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满意或是否充满怨怒，甚至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感兴趣。这些人很奇怪。（克萨韦里·普鲁什因斯基，《夜》）

突尼斯作家阿尔伯特·梅米在他的《殖民者肖像》（Portrait du colonise）一书中，准确地描述了被殖民者对其统治者的态度，即仇恨与恐惧并存。梅米指出，在最终的较量中，恐惧将压倒仇恨，并让仇恨变得麻痹。

很多人都不知道，土耳其语是帝国的第二大语言。大概有六千万人说土耳其语。一个阿塞拜疆人不仅在安卡拉可以与人交流，在塔什干和雅库特也可以，讲土耳其语的同胞遍布各地。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是一个斯拉夫—土耳其超级大国。索尔仁尼琴的想法就是摆脱土耳其因素，只留下一个斯拉夫超级大国。

像一盘棋，这些民族被重新安排，打乱，更换了位置，以至于想要触动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同时触动其他人，不可能不给他带来伤害。

在这里，如果你突然问别人一个问题，你必须耐心等待。因为你可以从被询问者的脸上看出，他刚醒过来，他刚在这个刺激（问题）下重新获得生命，开始了从其他星球返回地球的艰难旅程，而这需要时间。然后，他会露出一丝轻微的，甚至感到好笑的惊讶神情——这个白痴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被询问者完全有理由把问问题的人当成白痴。因为他的全部经验告诉他，提问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无论如何，问不问都一样，他只会得知他们想告诉他的东西（或者毋宁说是他们不会告诉他的东西），并且，提问非常危险，会招来巨大的不幸。

一个不问问题的文明，一个将焦虑、批判和探索的世界——这个世界通过提问得以呈现——排除在罗盘外的文明，是一个原地踏步的、麻痹的、不再流动的文明。而这正是当局所追求的，因为统治一个静止的、噤声的世界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在俄罗斯人和他的帝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强大的、生死攸关的共生关系：超级大国的命运深深牵动着每个人。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这里的人们把所有不幸，甚至是那些由当权者的冷漠和愚昧造成的不幸，都视作无所不能、反复无常的大自然的暴行，就像洪水、地震与严寒一样。权力的鲁莽和残忍只是大自然任意制造的一种灾害。你必须理解这一点；必须让自己接受这一点。

她跟我解释说，有一个办法可以判断真正的严寒，那时空气中会弥漫着明亮的、闪烁的薄雾。人在行走时，薄雾中会形成一条走廊。走廊的形状刚好就是那个人的轮廓。人走了，但走廊会留在原地，固定在雾气中。大个子会形成一条宽敞的走廊，小孩则会形成一条小走廊。

早上出门时，塔尼娅可以从这些走廊判断她的女伴们是否已经上学去了，她们都知道最亲近的邻居和朋友的走廊是什么样的。

万人。今天，俄罗斯许多帮派成员的祖父母就是这些无名无姓的无家可归者。摆脱过去并非易事，

今天，俄罗斯许多帮派成员的祖父母就是这些无名无姓的无家可归者。摆脱过去并非易事，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一旦与当局发生冲突，就会把自己孤立无援的身份遗传给儿孙，这正是后苏联社会的典型特征，这里存在的不是单个的罪犯，不是某种犯罪因素，而是一整个犯罪阶层，他们的血统和传承有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清洗，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败，苏联解体……每一次接踵而至的危机都巩固和壮大了这个阶层的规模。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或许是俄罗斯最了不起的哲学家，他这样解释沙拉莫夫和维斯伯格在面对一个压迫的世界、面对他们所身处的“另一个世界”（赫林·格鲁津斯基）时所表现的不同立场：“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期，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对立就已泾渭分明。如果东方文化建立的基础是人对更高力量、对超自然的果断屈从，那么西方则恰恰相反，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发明，这产生了广泛的、自发的创造力。”

就是这样，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角色是无法区分的。先是有人以审讯官的身份殴打别人，然后审讯官自己也被投进监狱并遭到殴打；服完刑后，他会出来寻求报复，如此反复。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封闭的圆环，其中只有一个出口，那就是死亡。这是一场噩梦般的游戏，所有人都输了。

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富于攻击性的、拥有无上权力的、彻底的非理性。一旦有所沾染，一个人便会失去理智。他的头脑中燃烧着一堆圣火，等着献祭者前来。每一次平静对话的尝试都会失败。他要的不是对话，而是要你宣布同意，承认他是对的，加入他的事业。否则你在他眼里就没有任何意义，你不存在，只有当你是工具、是手段、是武器的时候，你才算数。没有人——只有事业。 被它感染的思想是一种封闭的思想，是单向度的，单方面的，只围绕一个主题打转，那就是敌人。对敌人的思考支撑着他，让他得以生存。所以敌人总是存在，总是与他同在。

我想赞美基辅这座城市。在苏联的所有大城市中，它是唯一一座城市，其街道不仅是匆匆回家的通道，也是行走和漫步的绝佳场所。也许只有圣彼得堡拥有这种特质，但那里的气候是个不利因素——更冷，更多风霜雨雪。但基辅是温暖而宁静的，阳光充足。

所谓的苏维埃人，首先是一个筋疲力尽的人，如果他没有力气为最新获得的自由而欢呼，那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他是长跑运动员，跑到终点时已经累死在地上，连举起手臂欢呼的力气都没有了。

历史的疯狂加速和瞬息万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质，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很多人身上都寄居着好几种人格特质，它们彼此漠不关心，甚至相互矛盾。

乌克兰的未来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与俄罗斯的关系，二是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发展顺利，乌克兰将获得绝佳的机遇，因为它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宜人。它是一个拥有五千多万人口的大国，强大坚韧，雄心勃勃。

俄罗斯作家尤里·鲍里耶夫把苏联的历史比作一辆行驶的火车：火车高速驶向光明的未来。突然，火车停了，铁轨到了尽头。人们被要求周六加班，铺设新的铁轨，火车继续前进。之后铁轨再次到了尽头。一半的列车员和乘客被清洗，剩下的人则被迫铺设新的铁轨。列车再次启动。当铁轨再次到尽头时，火车已经驶过的铁轨被下令拆除，铺在火车头的前面。当铁轨再次走到尽头时，窗帘拉了下来，猛烈摇晃车厢，让乘客误以为火车仍在前进。

这是两个剧场不同寻常的碰撞：高层政治的剧场（电视上连续数小时播放最高苏维埃会议、各种高层会议和大会的讨论情况），以及平凡生活的剧场。在寒冷漆黑的清晨排队等待；夜晚栖身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公寓；听到食堂开张、终于能喝上一口热汤的喜悦。 对这两个世界精神分裂般的观察使我注意到，在我们这个时代，物质文化（或日常生活）的时间和政治事件的时间，两者存在根本性的，甚至是无法弥合的差异。在中世纪，这两种时间大致相似、互相兼容，城市建设了几个世纪，王朝的统治也延续数百年。 今天，情况有所不同：城市的建设仍然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但统治者常常每隔几年甚至每隔几个月就更换一次。政治舞台旋转的速度远远高于日常生存场景。政权更迭，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变更，但人们的生活却一如既往，依然没有住房，没有工作；房屋依旧破败不堪，道路依旧坑坑洼洼；维持生计的艰巨任务仍然要从早做到晚。 也许正因为此，许多人都远离政治：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驱动它的节奏与普通人生活的节奏不同。

两位历史学家——俄罗斯的纳坦·埃德尔曼和美国的理查德·派普斯——界定了俄罗斯所有改革的两个基本特征。 埃德尔曼：俄罗斯的改革总是自上而下。改革的号召必须源自权力的最高层，逐渐向下渗透，并在那里得到贯彻执行。这一特点造成了改革的局限性。到了某个时刻，动力会减弱，改革陷入僵局，停滞不前。 派普斯：俄罗斯的改革是由外部环境和事件决定的。一种情况可能是，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受挫，在控制世界的游戏中变得过于边缘化。而俄罗斯国际角色的式微为改革阵营提供了论据，他们说服保守派和其他反对派，认为俄罗斯应该提高效率，实现现代化，从而重返世界舞台。

当代世界目睹了越来越多的“天鹅绒革命”，也就是不流血的革命，或者伊萨克·多伊彻所说的“未完成的革命”。 这些革命的特点是，虽然旧势力正在离去，但它们并没有彻底消失，新旧势力的斗争同时伴随着对垒双方各种各样的适应性过程。避免攻击性、避免血腥的对抗是主导原则。 耐人寻味的是，如今，只有当盲目的民族主义、动物性的种族主义以及原教旨主义卷入战局时，流血才会发生，这将是二十一世纪天空中的三朵阴霾。而社会结构转型及其伴随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则要温和得多，确切地说是不会流血的。

虽然卡普希钦斯基的创作背景多样，素材也各不相同，但他的基本主题却始终如一，那就是恐惧和压迫，以及人们如何应对或超越恐惧与压迫；困境以及困境如何使人变得扭曲或高尚；一元化政治带来的令人窒息的漫长折磨，以及人类对拥有自己灵魂的永恒渴望。考虑到卡普希钦斯基自己压抑的青年时代，这些主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